昨天，途牛公布了今年Q3财报。财报显示，途牛净收入1.24亿元，同比下降85.5%，环比增加263%;净亏损6210万元，去年同期净亏损为1260万元;经营现金流由负转正，GMV环比增长超200%。
不难看出，途牛业绩仍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，最为核心的打包旅游收入(主要是跟团游收入)同比暴跌88.4%，导致整体净收入同比下降85.5%。好消息是，途牛在疫情之下开始逐渐复苏，净收入、GMV环比增幅均超过200%是个积极信号。
不过，途牛业绩复苏的进度，很大程度上受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，尤其是国外疫情态势尚不明朗，毕竟出境跟团游收入占比不低，因此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。换言之，只要疫情一天不全面结束，途牛业绩就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。
一个扎心的事实是，眼下疫情一时半会无法结束，海外国家正面临第二轮疫情肆虐，且短期内没有好转的迹象，这显然不利于途牛尽快恢复元气。这意味着，途牛业绩在逐步复苏不假，最困难时期已过去，但前路漫漫，复苏周期或将十分漫长。
说白了，可以预见的是，途牛业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太好看，途牛团队、投资人、合作伙伴甚至用户都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，自救之路注定任重道远。
退一步讲，即便没有疫情黑天鹅的强势搅局，途牛这家曾经的OTA巨头日子也不好过。今年4月9日，途牛发布2019年财报。财报显示，途牛净营收为23亿元，同比仅增长1.8%，亏损却高达7.29亿元，同比扩大272%。
更为扎心的是，途牛自2014年5月上市以来，年年亏损，从未实现年度盈利，6年已累计亏损超过60亿元。受此影响，途牛股价严重受挫，连续N个交易日低于1美元“生死线”，深陷退市边缘。
值此危急时刻，凯撒旅业的入股，有效提振途牛股价，使其得以成功躲过这一劫，赢得喘息的机会，但不足以让外界相信途牛复兴有望，甚至未来可期。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，高管频频出走，且不受投资人待见，不禁让人对其基本面持悲观态度。
一方面，2016年6月，途牛创始团队核心成员、CMO陈福炜离职;2017年11月，途牛联合创始人严海锋，以及助力途牛登陆纳斯达克的CFO杨嘉宏同时离开途牛;今年1月，途牛CTO陈世宏转任负责途牛酒店管理的公司副总裁;3月，陈杰卸任途牛信息法定代表人，由朱春晔接任;4月，途牛CFO辛怡宣布将于5月31日正式离职。
马云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员工离职无外乎两点原因：一是钱没给到位，二是心受委屈。上述途牛高管纷纷离职，对薪酬不满意的可能性较低，更多是心受委屈，要么是对公司发展现状不满意，要么是与于敦德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。无论是何种原因，内部人事变动剧烈，对于处于低谷的途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另一方面，途牛早期投资者之一的淡马锡用脚投票，于2019年12月和2020年4月两度减持途牛，持股比例由原本的6.7%减少至目前的4.7%，明摆着是唱衰途牛未来前景。同时，途牛与股东京东也未形成切实有效的战略协同，后者已对途牛完全不抱希望，清仓后牵手凯撒旅业，后者则接手京东所持全部股份，成为途牛第二大股东。
至于第一大股东海航，近年来债台高筑，2月底被正式接管，其自顾不暇，根本无力为途牛保驾护航。不仅如此，海航还狠狠坑了途牛一把。途牛早在2018年财报中便披露一笔支给海航的5亿元短期借款，去年9月，这笔借款的收款日期临近，途牛突然将借款状态由“短期”更改为“长期”，考虑到海航当前财务状况，途牛这笔5亿元借款或将发展为坏账。
种种迹象表明，途牛正陷入内忧外患的尴尬境地。对内，途牛需要完成高管补位和完善组织运作，以稳定军心，并尽快实现与新股东凯撒旅业的磨合，重建全体投资人的信心。对外，疫情和市场竞争是其避无可避的两大巨大挑战，压得其喘不过气来。
疫情方面，疫情对途牛业务影响深远，这场危机将贯穿全年，对2020年业务运营、财务状况、经营业绩和现金流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不光如此，估计明后年影响犹在，这显然不利于其业绩改善的推进。而业绩不好看，股价自然上不去。
市场竞争方面，OTA(在线旅游平台)江湖已呈现携程系、阿里飞猪、美团三足鼎立的态势，随着在线旅游市场寡头格局愈发明显，势单力薄的途牛成功突围的机会日渐渺茫，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，实在太难了，简直难上加难。
股价大跌、高管流失、股东减持，途牛如何实现绝处逢生，留给它的时间已经不多。疫情之下做旅游生意不易，途牛且行且珍惜。(千寻专栏 龚进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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